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徐澜为读者和红书搭桥了

红旗出版社总徐澜：为读者和“红书”搭桥 中国出版广电报黄琳 党的十八大以来，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出版行业越来越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特别是总，要时刻谨记出版人的政治和时代使命。 红旗出版社总徐澜近日对《中国出版广电报》说。

产品既有电商的价格优势 2010年，求是杂志社和浙江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 年11月，浙江报业集团一纸调令，徐澜从《钱江晚报》调入红旗出版社任总，从人转岗成为出版人。

坚持定位 为书找读者

2015年中央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企业 两效统一 的根本原则和管理要求，明确了文化企业务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此前，只要图书能保证经济效益，有市场，上社委会时，选题一般就能通过。 徐澜笑着说， 但在2015年，我们出了一套8册的少儿读物《快乐侦探团》，结果接到来自陕西省 扫黄打非 办公室的，称该书在当地被误认为是不法书商盗了版。

此事让徐澜陷入思考：红旗社的定位是什么?红旗社能为读者提供什么?

《指导意见》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让我们意识到文化企业要发展，就要找准定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2016年伊始，红旗出版社树立了 三红 理念，就是要大红、正红、鲜红。 大红 指始终把理论学习放在首位； 正红 指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鲜红 指要与时俱进，突出时代特色。

2016年，《最新基层党课十二讲》出版，成为党员学习 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辅导读物。全书图文并茂，编写权威，目前销量已超过6.5万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前是什么书赚钱出什么书，现在我们出书更注重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有了，经济效益自然而来，两者并行不悖。 徐澜的话语自信且坚定。

注重精品 为读者找书

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红旗出版社从2016年开启了新的探索。

2016年9月，红旗出版社官旗书和红旗报正式运营，以红色出版、跨级融合为特色，体现 +服务 的理念，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端传播。 我们有两位负责每天官的内容更新，主要做 红色 ，还呈现以时政特色为内容的书闻、书评、书摘等。 徐澜告诉。

通过 +服务 ，增强了党性，开阔了思路，涌现了一批好书。同时，出版社交互外部资源，与咪咕、掌阅等第三方平台对接，逐步实现 出版+服务 的理念。

2016年年底，小说《绝命后卫师》在福建龙岩首发。 得知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编剧钱林森是浙江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尽一切努力争取到小说的版权。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红旗出版社南方中心的团队主动与央视和钱林森双方进行沟通洽谈，多次赴龙岩、北京接洽，还特邀福建永定籍作家张胜友和老红军后代为书作序。截至今年4月，《绝命后卫师》已印刷 万册，实销2.8万余册。

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中的 两效统一 问题，强调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红旗出版社这5年来的实践证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相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徐澜的语气柔软但有力量，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我们为 红书 找读者，也为读者找 红书 。这个事要一直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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