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药的隐喻与叙述探索吧

零陵郡治所在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红药》借用了谍战小说的外表，这无疑是作者的一个叙述策略，它的目的却是要表现前铺医院的十余个人物：国民党军医毕有康、传教士白长吉、乡镇名医诸葛逑泰；当然，它也要表现红军医院里的几个被怀疑是“内鬼”的人物：宋成庚、黄肃禄、黄任许、文各滔、凌信瑛等；还有被派来当领导的连长刘锡吾和主要负责抓“内鬼”的保卫人员齐满年。总而言之，作者用这样一种方式目的并不是为了小说本身的好看，而是要写这么一些人物。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因为在这样的背景里，人物的面貌会含混不清，小说的情节会扑朔迷离，于是，小说的复杂性与叙述的内在动力也会自然产生。这无疑是张品成在长篇小说叙述方式上的一种探索，它让我想到了中国画构图的散点透视的方法，作者几乎是平行地分别介绍描写十余个人物，人物之间也少有交叉，有点近似于《水浒传》。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更关注故事本身，而不是如何叙述故事的文学背景里，这种探索不仅仅使小说颇具另类的品质，还彰显出“文学性”层面的积极意义。故事在中国小说中是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也是读者喜爱阅读小说的本质性原因；但小说在进入“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语境之后，就不再局限于追求故事本身，而是在小说形式及哲学思想的更为复杂的层面进行广泛且深入的探索。这种探索使得小说成为人类认识自身及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张品成显然是在向着这样的方向努力。

我愿意相信《红药》所描述的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件。小说写得比较好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齐满年，另一个是诸葛逑泰。作者在齐满年这个人物身上着墨很多，他的出场有些“高调”，就是一定要抓住前铺医院里的“内鬼”。这个从事保卫工作的人，对红军极为忠诚，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热情也高；可是工作方法过于简单。我以为，齐满年在军旅文学人物画廊中极为鲜见，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最大亮点，也是这部小说本身的一个重要收获。

毕有康、白长吉、诸葛逑泰不但是《红药》着力描写的人物，而且还承载着小说的隐喻功能。毕有康、白长吉、诸葛逑泰的出身不同，文化背景有异，其思想与个性自是迥然。他们一开始对红军医院都是抵触情绪，都不配合；不久之后，他们被前铺的那些医护者，以及被送来治伤的红军战士们那种为革命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他们不但改变了对红军的误解，还用自己高超的医术积极参与到救治红军伤病员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中去。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将他们的思想拔高，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与朴实，紧密地联系着他们的出身与文化背景。白长吉因为一直负责一位首长的治疗，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也就是说，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一切都是那样的素朴，甚至于平平淡淡，这反而让我感觉到了一种也是淡淡的忧伤与凄凉。这当然是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生活真实的呈现。《红药》的名字似乎有些费解，其实它是作为一种隐喻而存在。“红药”是什么在小说中并没有一个对应的指称，我把它理解为红军，共产党，是他们医治了毕有康、白长吉、诸葛逑泰们的思想与精神上的“伤病”，成为一个普通，但健康的人。小说的主旨由此而达成。

张品成的小说语言既有地域的特色，也很有自己的风格与韵味。在对话中，他没有像一般小说那样，将一个人的话放在一个自然段里，常常是分几行，一种自然的停顿，它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对话时所产生的影响，有一种真实的现场般的感觉，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独特创造。在写细节的时候，他常常是不把细节一次性写完，而是回头用一种补叙的方式再接着写，而此时叙述人已经转换，也就是说，视角已经发生变化，使得小说空间更加广阔。

当代中国的小说在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末期的实验探索后，基本上就丧失了形式探索的冲动与能力，成为了消费时代世俗生活的一道风景。军旅长篇小说亦未能免俗，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年的探索后，终于被影视业所俘获与操纵，精神的高蹈者形象亦悄然倒塌。因此，张品成在《红药》中所作的“文学性”探索便更显难能可贵，希望这种态势能在军旅文学中成蔓延之势，让军旅文学重归中国文学之重镇。